天黑请睡觉

在办公室看理论书从来都是看得乱七八糟东倒西歪，一会儿看这行，一会儿又想到那行去了。所以当我跟老徐说，我决定了我要为了心中的那个最单纯的想法付出百分之一万的努力的时候，老徐只说了一句话，那你要考虑一下还要不要继续在办公室里坐着。我不知道，顺其自然吧，不知道半年以后办公室的格局会变成什么样，如果那时候连文学院也变成了一个充斥着各种腐朽气息的地方，那又再说吧。反正至少现在我是不会主动请缨丢掉零八级的。我很爱他们。

现在是周五，下午，办公室里只有我和thankgod同学。老徐去秦皇岛参加姐姐的婚礼了，鑫哥回家看病休息去了，我坐在电脑前。在另外一个城市里坐在办公室里的ZIZI同学，正在忙着她手里的case，反正有泡温泉的幸福生活在向她招手，估计辛苦也是愉快的辛苦。而我突然觉得很伤感。
在不断地自我体制化的过程中，我不知道自己是越来越分裂还是越来越被驯服，但是我知道我安静不下来，是的，没有办法，我的腿时刻都在抖。像谁说的，想找一种平静却始终也找不到。也许是我的生活有些太混淆了，音乐电影文学，既是消遣也是专业也是追求。有时候分不开，可能不是什么好事。偶尔和小羊老大导导川哥以及美丽的Nata小姐吃个饭，能让我不断地调整自己。长期没有对话的思考容易让人陷入某种偏狭。

今天在办公室读了一篇Barbara Johnson的《我的怪物/我的自我》（My monster/My self），这篇充满了八卦的学术论文成功地挽救了我一个困倦的上午。题目是模仿Nancy Friday的《我的母亲/我的自我》（My mother/My self），探讨了三篇充满了各种畸形和怪物的小说，Nancy Friday的《我的母亲/我的自我》（My mother/My self），多萝西·狄纳斯坦的《美人鱼与人牛怪》（查了半天没查到英文原名，暂以张京媛版本为准），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八卦主要是来自Mary Shelley，她是Percy Bysshe Shelley的老婆，同时更重要的是她是Wallstonecraft的女儿，更更重要的是她妈在生她的时候不幸去世了，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让Mary永远背上了弑母的罪名。Frankenstein我知道，Percy Bysshe Shelley我也知道，Wallstonecraft更加知道，但是没想到是通过Mary Shelley来联系起来的。“玛丽自己，事实上，正式列席父母婚礼的无意的杀手：因为正是由于Wallstonecraft怀了这个将要杀死她的孩子，他们才决定结婚。”这句让人毛骨悚然的描述让我深深地同情这个叫Mary Shelley的24岁就守寡的有四个孩子但是其中一个夭折了的女人。至于她爹妈丰富的感情生活和性生活以及她和雪莱丰富的感情生活和性生活，就不说了，文章的篇幅很短，也只是大概地说了一下，感兴趣的可以去查阅相关史料。
如果仅仅是这些的话，我只会记住一个可怜的叫Mary Shelley的女人。文章引用了这么一句话，“我信奉毫无系统地阅读和反复无常地做笔记”。在我读到这句话的瞬间，仿佛在椅子上就被电击穿了。这是狄纳斯坦在她的自传性评论里提到的，我真想回到那个时空里握住她的手，我真想抱着她大哭一场。我太厌倦这些捆绑着我的条条框框了，我所有的要求不过是“毫无系统地阅读和反复无常地做笔记”这么简单而已。这一句话让我开始隐约感觉到女性主义的起源，无论是在伍尔芙那里还是在波伏娃那里，其实都是一些简单的东西，都是一种单纯的女性对于阅读和思考的热爱。除此以外的东西，都是在历史的语境里，被无论是个体的男人或女人，还是整体的父权制社会所附上去的。

如果我能做什么，我只不过想复归这种简单。好让更多的人，女人，也包括男人能够回归一种单纯的阅读和思考。如果我做不到，那么我只想“毫无系统地阅读和反复无常地做笔记”，谁也不要来管我和责备我。

毕业论文写得远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顺利，但好在我还能隐约感觉到些许成长。在艰难的写作过程中，我希望自己能摈弃掉各种虚荣和浮华，单纯而真挚地去思考一些有意义的东西。起码这一次的写作让我明白了我的问题在于牵强附会，和想法太多，但愿下一次能够更加专一和专业吧。

最近气候反常，有个小盆友的状态是“冬天竟然和夏天同居了”。
我想，这是一句有情调的话吧。

当年数学课上颜强批评不认真上课还在下面讲话的女生，为了达到幽默而又讽刺的效果，于是说那边的500只鸭子不要再说话了。一时传为典故。一个女生等于500只鸭子。
照理说，涉足女性主义领域之后，当我回想起这一段来，我应该是持批判态度的。但是我发现每当我想起这个典故来的时候，都是源于一种内心的认同。我想，大概可能从一开始我就是抱定了非传统女性主义这个路线。我认同女鸭子，然后，由此进一步想到了男鸭子，只是最终对于一个男生等于几百只鸭子还可以再商榷。
很多人要致力于否定女鸭子的存在，或者致力于减少女鸭子的数量。我不这么认为。女鸭子是永远存在的，问题只在于，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只有女鸭子，所以男鸭子们只是从前被隐藏起来了。所以女鸭子不需要正名，从女鸭子走向男鸭子，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这两天频繁遭遇女鸭子们和男鸭子们。

先是，Hebe同学为了她的语言学之路苦苦求学于外院，结果遇到了500只鸭子的打击。
那位女老师发听写卷子，发到最后还剩了好几张。她走到Hebe同学的面前，把卷子给了旁边一个同是旁听的男生，据说那位大哥是数学院院长介绍来的。然后此500只鸭子对Hebe同学说，你就不要了吧。
Hebe同学平素温和善良，遇到这样的女鸭子自然是只有吃亏了。虽然心里非常难受，还是当即态度很好地找女鸭子要来了卷子，抄下来，然后还给她。
转天，Hebe同学在问完问题以后，还帮此女鸭子擦了黑板。
心地善良的Hebe同学恐怕是感化不了这样的女鸭子了，毕竟怎么说也是500只鸭子啊。我只想起那句话，女人啊，你的名字叫虚荣。而事实上，你又看明白了什么呢。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外院的老师大概是中国大学教育体制的一个浓墨重彩的缩影。

昨天听田本相的讲座。虽说可能在年轻人眼里老头子就是老朽的象征，但是几个小时下来，老爷子还是证明了他在中国话剧研究界的泰斗地位。
听老爷子讲高行健，感触颇多，小组由此决定调整研究方向和路线。
然而旁边的500只女鸭子和500只男鸭子还是着实破坏了我的美好情绪。
从年龄上判断，我估计应该是博士生。
从行为举止上来看，我肯定他们要么是外校来的博士生，要么是外校来的进修生。
此男鸭子和此女鸭子从头窃窃私语到尾，期间不时传来欢声笑语。尽管我多次眼神示意，但是我毕竟是三年级的小同学。况且这些外校来的大龄青年也并没有多少真正懂得学术的分量，估计也就是来小小地镀个金的。
脑子里不断地蹦出一些词语，高行健，流亡，先锋，实验，前途，方向。然后陷入某种隐忧中去，不过男鸭子和女鸭子总能够制造出嬉戏的氛围来稀释我的隐忧。
我几次三番转头过去，男鸭子正好抬起头来，男鸭子大概也是有话要说的样子。
我想说的是，大叔，要调情也好歹找个环境优美的地方啊，青春期后遗症也不是这么个得法吧。我心里正这么想的时候，女鸭子也扭头看我，不想去看女鸭子想说什么，于是立马转头。
估计这1000只鸭子应该记住我了。那正好。就怕记不住。

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我想，其实女鸭子们和男鸭子们都不是重点，那么重点是什么。
是吃饭的时候买什么菜吗。
不知道。也许吧。
吃了吃饭以外，也不剩什么了。

《苹果》的导演李玉是不太有名气的女导演，《苹果》的内容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现实生活，也就是说《苹果》没有门槛，对所有人开放。如果说《色戒》的前提是国际大导演，著名女作家，以及复杂的历史问题，让很多人不便多说，而《集结号》是高唱凯歌的主旋律，没什么好说的，那么相比之下的《苹果》就让憋了很久的人有太多话要说了。李玉自己说：“在中国这些大的移民城市，价值观变化太快，人际关系发生碰撞，女性要面临很大的挑战，我关注她们面对这些挑战的态度。”所以大概的基调就应该是女导演拍的女人戏，女性题材如果不表现女人的诱惑，那就不叫女人戏。尽管导演在采访中表示了，对于性关系的表现“是在现场慢慢形成的，而不是说因为你是女性导演、你要偏重女性题材，这个太扯淡”，但这并不能改变绝大多数人的看法。

烂苹果的疑问

广电总局在《苹果》送审的时候，删了整个电影50多处的时候，骂这个片子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夸大描写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可以理解，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需要给社会指引一种稳定的力量。烂苹果的疑问不在这里，烂苹果的疑问不在广电总局，烂苹果的疑问不在删节版还是完整版，烂苹果的疑问在于观众对于《苹果》的自发的自我批判。当电影被自身所反映的这个现实社会所自发批判的时候，烂苹果才开始叩问我们的心。
仅仅是因为个人对于演员或者导演本身的好恶而批判的，此处不谈，我们谈电影本身。
《色戒》和《苹果》让“删节版”这个词正式成为大陆电影的一个关键词，删节的最大关注点在于情色成分的处理和划分。《色戒》中的性爱场面为了表现易先生的人物性格，表现他性格中的虐待狂成分，所以离现实生活较远。而王佳芝尽管不是专业特务，但当时的特务身份要求她必须迎合并且引诱易先生，尤其是在床上。在这样的前提下，《色戒》中的性爱场面必然要带有一些色情的成分。《苹果》则完全不同，表现的只是当下的一对穷人和一对富人之间的爱恨情仇，为了电影这种艺术方式的需要而对矛盾冲突做了适当的夸大而已。这样的前提下，也许性爱场面的确是像很多说的那样，是不必如此露骨表达的，因为平常的生活，没有什么是非如此不可的。但另一方面，因为故事的后续发展都与“性”的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避不开的问题。林东夫妇不能生小孩，这当中涉及到性的问题，也是整个故事的一个伏笔。苹果安坤夫妇之间的性的问题，是两个人感情的浓重的缩写。苹果和林东的性的问题，以及所引发的孩子问题，是故事得以继续发展的关键。安坤和王梅之间的性是脆弱的感情的无力的呼嚎。避开哪一部分，电影所要表达的东西可能都要受到折扣。
在简陋的房子里，不可能要求唯美的性爱画面，开放到哪种程度，是导演所追求的表现力的问题。尽管这未必能算是粗鄙美学，但粗鄙美学不是借口，也不是所有粗鄙的东西都可以和美学搭上关系。粗糙的真实的，向往美好的，大概就不能简单算是可耻的。《苹果》的性爱场面其实就是想表现普通人，从一开始就点名这一点，而这一点与《色戒》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把《苹果》删掉的性爱场面归结为色情戏是有失公允的。之所以能引起受众的强烈反响，当然我们的对于性这个问题的认识度，开放度是一个潜在的标准。不是说我们太保守了，也不是说每个人都非要去读霭理士的《性心理学》，但我们至少应该给一个空间，也至少应该看到这是一个过程，无论是《色戒》还是《苹果》都是过程中的一部分，因为性也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有一天我们不说衣食住行，我们说衣食住行性，这大概也是无可厚非的。在把性从生活中提炼出来，作为艺术表现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可以给艺术家多一点空间。
至于表现的阴暗面这一点，也就是小妹这一条线，以及反复出现的天安门的镜头，因为其中包含了相当大的寓意也引起了广泛的批判。迷失北京，这当中的北京只是一个符号而已，任何一个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都有类似的形形色色的四个主人公。用北京做符号，爱北京的不答应了，那么如果用上海来做符号，爱上海的大概也不会答应，在广州，爱广州的也不会答应。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话，北京人拿什么来反省，想去北京人的又拿什么来反省。这必然不是唯一的真实和唯一反应真实的方式，这只是一种可能。
烂苹果的疑问在于，只不过是想要给出一点思考的，为什么却被溺死在了自己的可能里。

女人和孩子——“为奴隶的母亲”

柔石当年写《为奴隶的母亲》的时候，绝对没有想过，过了几十年以后，一个类似的关于女人和孩子的故事会在中国的大陆上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
《为奴隶的母亲》里，那个女人没有名字，在自己家里，叫做春宝娘，被典到秀才家给秀才生了孩子以后叫秋宝娘，她只是一个工具和符号，具体的符号形式并不重要。“苹果”又何尝不是一个符号，也可以是桃子，也可以是梨子，符号的作用仅此而已。
从“为奴隶的母亲”到“苹果”，我们看到了太多的美好的跨越式的进步，这也就意味着，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历史不是以完成时的方式写就的，也许故事还没有结束，只是方式不同了，听故事的人也不同了。
苹果对于孩子的处理权一直是出于被动的地位，安坤在做决定的时候不能说她心里也不是那么想的，但是导演忽略了这一笔，留给观众去考虑。她对于孩子生父的不知情这一点，将这个人物的悲剧性凝聚起来，然后又用更强大的力量释放开去。除了孩子和她之间的血脉相通的关系，其他的感情都在点滴的时间和点滴的眼泪中消解了。这戳到了我们的痛处，苦苦追寻的感情原来这么迷惘而不真实，也戳到了时代的痛处，我们的前路要怎样才能更美好。

软的艺术

电影是软的艺术，没有哪部电影能在历史上留下真正的硬的刻痕，艺术只能是潜移默化的，尽管电影是如此的画面鲜活，如此能刺激人的心灵，也不例外。女人也是软的艺术，女人的善良，美丽是软的，女人的凄楚，痛苦也是软的。女人就算要反抗，大概也不会拿起刀枪，所以苹果转身走了，抱着孩子，带着一个未知，走了。
软的艺术却又是最致命的，往往已经渗透到心里了我们还毫无知觉。

我们所见的，只是一个市场上随处可见的苹果，不会掉在你的或者我头上，蓄意砸伤谁。我们愿意放桌上就放在桌上，愿意扔垃圾里就扔到垃圾里，愿意吃一口就吃上一口，苹果自己是没有发言权的，因为怎么处置在我们，而它这仅仅只是一个软的苹果。

2007年12月24日晚，在南开大学校内发生了一起由普通交通事故而引起的重大群体性事件。耗资上亿的新学生活动中心，从开始投入使用到现在，即使是合唱团专场或者挑战杯的时候，门前也没有这么热闹过。但是12月24日晚，在这个西方人称作平安夜的日子，新学活前面破天荒地聚集了几千人。这一次不是任何组织活动，没有任何下达的通知或指标，没有人规定在这个夜晚在这个地方要聚集多少人，这个场面才算壮观。21辆路边停靠的警车和校方主要领导的驾临给这个原本慵懒而迷幻的夜晚抹上了重重的一笔。围聚着一辆校园交通事故肇事车的几千名南开学生，愤怒地砸碎了一辆别克车。整个事件持续了大概5个小时，错过了所有的和谐地解决这件事情的种种可能，别克车被结结实实地砸了又砸，摔了又摔。校领导的安抚，南开的校歌，缓缓散去的人群，草草地结束了这场南开大学少有的群体性事件。
别克门事件，就这样成为一个符号。

群体性事件的定义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间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负面重大影响的各种事件。尽管说明了动机是表达诉求或者提出主张，但是定义的核心仍然在于明确事件的社会属性定位，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学定位是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造成负面重大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说，别克门事件的意义也仅仅在于砸车的瞬间，一旦人群散去，当我们以群体性事件来划归别克门事件的时候，群情激愤的大学生的那点微小的追求也就不复存在了，社会也许会以负面影响来苛求大学生。

对这件事情的任何一点稍作渲染，都是一条可以上《人民日报》头版的新闻。
大学生事件，群体性事件，大学生群体性事件。
在我们谈论国家的GDP如何如何增长的时候，是否有人想过大学生游走到了什么地方。“生活在低处，灵魂在高处。”这大概是再贴切不过的形容了。大学生是一群永远把国家和民族的兴亡放在第一位的，保持一颗敏感的心随时为这个世界哭也为这个世界笑的，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的，精神上富有物质上贫困的，特殊人群。门槛越难迈进的学府，这种贫困的比例越大。大学生从来没有仇富，很大程度上，我们在大学这个精神乌托邦，这个踏入社会前的最后的净土上，生活得完美而幸福。每天骑着花50块或者80块倒了不知道多少手买来的旧自行车，往来穿梭于图书馆，自习室和宿舍，为求证一个命题或者做一个完美的实验孜孜不倦。
南开，尤其是一个好学校。天津不是一个好城市，南开是一个好学校，这是一个很中肯的评价。天津市经济发展状况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市民素质的严重滞后，很多人的评论是，天津人小市民气太重了。也许有很多人要说，天津人怎么了，天津再不好你们外地人不还是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吗。的确如此，没有一个南开人仅仅因为对天津的种种恶劣印象就打道回府的，因为南开是个好地方。其实每个南开人都希望把天津变得更加美好，无论承不承认，其实每个南开人在这个特定时期其实都是天津人。只不过矛盾不能很到地得到解决，问题就扩大化了。人民内部也是有矛盾的，毛主席说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也许我们真的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南开人骂天津人，或者天津人骂南开人都是不对的，我们不演窝里斗。当年日本人说，中国人，一盘散沙。很多年过去了，我们年年纪念抗日的时候，有没有想起过这一句。和谐社会是对的，因为中华民族需要更加强大。
南开的大学生，是可以挺起胸膛自豪地说出自己的名字的。去看看那些图书馆里翻烂了的书，去看看那些写得满满的考卷，去看看自习室里终日不见少的人头，去看看那些各种学术杂志上的论文，真应该去看看的。基本上南开的学生都很朴实，执着于每一次进步与自我超越，希望能在学业上有所建树，对得起养育自己的父母，对得起学校的培养，以及对得起自己的心情的汗水。就在我写这篇日志的时候，外面楼道里还有一个披着大衣在做题的女生。并不是说这是一种多么好的行为，大家都来熬夜学习，但是一个人很用心地做一件事，总是值得尊重的。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学校的感情都是很抽象的，大概也说不出学校有什么具体的措施是让人欢欣鼓舞的。若是具体想起来，可能还大多数都是些细碎的不满，比如食堂的问题为什么得不到解决，为什么交通问题还不引起注意，为什么这个老师这么小气这么没有师德就非要挂学生不可。但是谁也不会真的揪着这些问题不放，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我们对学校有着浓浓的感情。
所以车不是非砸不可，也不是非要在平安夜的晚上把校领导从家里叫来，不是有劲没处使，不是无理取闹，不是哗众取宠，是我们细腻而丰富的感情一点一点破碎了，是我们对学校的全部形而上的爱都被扼死在了一次次得不到公正解决的简单交通事故里，是我们的同学在平安夜趟在医院里。所以我们很难过，我们很悲伤。所以我们唱校歌的时候，眼睛里泛着点点泪光。我们只需要学校的关怀再稍微多那么一点点而已。

一批又一批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让大学生这个称号不断贬值。于是很多人嘴上不说心里想着，你看看你们这些书呆子，念那么多书，不还是找不到工作，不一样是失业，不一样是为了一个职位挤破头。教育面临新问题，扩大招生的同时没有扩大就业，矛盾重重，而一切矛盾都指向了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学习的大学生。很多年前一个老知识分子曾经跟我说，学习总是好的，哪怕一个人只是在假装学习，我们最好也不要责备他。这句话在我的心里深深地发了芽。但是别克门事件与此无关，不要把社会的问题也交给大学生。学习是没有错的，学习之后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来解决。别克门事件，只是一件大学生的集体伤感事件。

车不会永远砸下去，一个晚上再漫长，黎明也是要到来的，就像我们的青春期。当别克门事件成为一个记忆中的符号的时候，别克门事件的意义才真正开始书写。从我们以别克门来谈论这件事情的这一秒开始，我们期待解决的问题才真正开始回答。我们可以拍下现场，可以写下心情，可以把对这件事的描述转载又转载，但这个晚上结束以后，一切对于我们来说又未知了。猜测让车主和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其实南开学生没有那么凶恶，所有人只是期望一个交待，受伤的学生怎么样，车主怎么样，警方怎么样，校方怎么样。这些问题大概只有真正的媒体才有可能知道，但是媒体很沉默。
然而媒体也是应该沉默的，其实我们也不希望媒体参与进来，媒体操作的结果，事情又变了。南开是一片净土，还是需要安静。期望的只是这个符号不要像不久前的流星雨一样，转瞬即逝，那样的话，那个夜晚也就仅仅成了狂欢化的注脚。

而现在，这个注脚以另一种方式已经在书写。

安踏：我砸车，我喜欢！
NIKE：Just 砸 it！
特步：砸车，非一般的感觉
百事：砸车无极限
脑白金：今年过节不砸车,砸车只砸肇事车
汇仁肾宝：他砸我也砸
李宁：砸车,一切皆有可能
旺旺：你砸,我砸,大家砸,旺旺
农夫山泉：砸车有点悬
好迪：大家砸，才是真的砸
白加黑：白天砸一辆，不瞌睡；晚上再砸一辆，睡得香 
清嘴：你知道砸车的味道吗？
钙中钙：现在的砸车啊，它含金量高，砸一辆顶过去五辆，方便！你瞧我，一口气
砸了五辆，不费劲！自从砸了车，腰不疼，腿不软，打架也有劲了！
谁砸谁闪亮——银什么滴眼露
爱生活爱砸车——拉芳

这些及时的恶搞广告语不知道能流传多久。请允许我称其为严肃的幽默，悲伤之后也需要笑容。如果眼泪不能让问题解决，笑容总是好的。不是因为我此前做过关于恶搞的研究于是就要为其辩护，也许现在也不是讨论在这些恶搞中闪现的南开人的智慧的时候，但是如果它们的存在能够让这个符号持续得久一点再久一点，那么这也是有意义的。

不知道为什么在别克门的现场面对此起彼伏的砸车声，我想到的是苏格拉底说的，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只有天知道。

每一所用心建设的大学，都是好大学。每一个用心上学的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
我只是在此表达我对南开的爱。
轰轰烈烈的别克门事件带给所有南开人的大部分是悲伤，但是这不算什么，我们仍然是好好学习的好孩子。

有时候会不记得自己长什么样子，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ZIZI同学，小龟同学，小娃同学就常常帮我回忆，她们一件又一件地讲，讲的都是我完全没有记忆的东西，像是一些可怕的黑暗面，和那些写在纸上的评价截然不同。更可怕的是那些记忆仿佛被挖去了，要在别人的引导下才能想起一些细碎的东西。

于是我希望有什么东西能够标记自己，一个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标记的东西。谁都需要标记。一个城市需要标记。一段感情需要标记。一个男人需要标记。一个女人需要标记。也是为了别的人，也是为了自己。我没有找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找。如果我一辈子都在寻找这个标记，那么，我就把这个寻找当作我的标记。

我离开家，去到的第一个地方，迅速地就习惯了，并且记忆深刻。一棵雍容华贵繁茂参天的大榕树把这个学校标记出来，与众不同。大榕树大概有四层楼那么高，好几个人才能合抱，并且在教学楼的旁边，而不是在操场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每个人每天都和他生活在一起，在大部分的教室和宿舍，一抬头就能看见它。曾经有人想花大价钱买，没有人愿意卖，也没有人敢卖，所有人都知道它不仅仅是一棵繁茂参天的树。

它的生命周期和周围的植物不太一样，它永远是学校里最晚掉叶子的树。它是一个关键词，出现在她的或者他的纸条上。我们有共同的秘密，大榕树下，不见不散。

我不坐在树下，因为我不能既坐在树下又能看到它的全貌，所以我只在后面的白色木椅上挑座位。我看着它遒劲的枝干有时候会很担心，担心它如此强大因此也许具有某种魔力，某天早晨起来上课的时候或许它就已经自己走了，因为它太强大了。一切念头在它的树荫里都显得微小而没有重量，浮在空中，到后来自己也不忍心看了。

我和它一起呆了三年，它呆了三年又三年，三年又三年。一个个青涩的男孩女孩在它的注视下，经历自己人生中最不可调和的阶段。成长中的身体与所谓的社会主流文化永远不可能完全契合，一个一个渴望自己的身体和心灵都能瞬间膨胀起来的想法成为不可逾越的与成人社会发生矛盾冲突的时期。那些不希望长成自己的样子的人最终也只能长成自己的样子。

我汇入到主流意识形态中去，按照所有人的预想，但却出乎我自己的意料。我总是要做相反的事情，仿佛只有这样才是和这个世界和解的唯一方式。不用别人，我自己就化解了那些外在的矛盾，融入一种我自己很满意的安静中去。如果所有人都在吵闹，那么我一定能拿出书来安静地一直看下去，如果所有人都很安静，那么我也许就只能一个人走开。当然，这是现在我所意识到的，那时我只是对于某些潜在的未知感到不解而已，但对于这种不解并不需要什么确实的答案。我坐在树后面的凳子上不看书的时候，我看着它，想过这些问题。因为不知道那些潜在的真正的内驱力到底是什么，所以在别人看来很美好很清晰的东西也许反而是模糊而混乱的。那些年我生活得完满而幸福，走出教室就能看见对面楼的那个天使一样的男孩。飞哥总和我们一起打球，帮我解决一切琐细小事。但后来，我很少再见他们了。

在大榕树下，我想得最多的，其实是臆想自己是一个怎样的吉他手。不过在我臆想的时候我已经把吉他装在套子里收起来，放到角落去了。这与我的臆想无关。我还想象自己有一副惊世骇俗穿透灵魂的嗓子。我边走边想，这些想法像天边落日的余辉晕染着周围的天空一样，在我的身体里层层渗透，那时候我想最好能渗透到极致，让我自己真以为自己是个吉他手就好了。

我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举行过一次歌手比赛，我像所有行色匆匆的同学一样只是瞥了一眼海报，仿佛它本来就不能引起我一星半点的想法。比赛的那天，所有人抬着凳子到操场。三年级的学生通常都厌恶这种必须参加的活动，因为他们有永远做不完的习题和比天还大的压力。我有点鄙夷这个比赛，甚至连舞台也没有，每个比赛的人站的地方就是平素校长讲话的那个大的报告台，我觉得气氛太不搭调了。一个二年级的女孩走上台去，音乐响起，她开始狂野，仿佛台下的一大群黑压压的蚂蚁都不存在。印象里唱的是张惠妹的某一首歌，我从很遥远的地方看着她，好像看到她在酒吧里用同样的姿势摇摆的样子，但我其实看不见她的样子，那以后我也没有见过她。

那天我始终处于一种难以名状的思维跳跃状态，就像热水沸腾前的那段时间，水下翻来覆去，水面上只会偶有几个水泡。那天以后，我就很少想象我是个吉他手了。

并不是每一个想法都需要付出实践，那时候我和Ling或者Ao1都没有谈到过这一点，因为这是必须自己践行的，谁的经验也不能替代谁。就像男人替代不了女人，女人也替代不了男人。并不是每一个想法都要付出实践，所以这些想法才弥足珍贵，生活也才更加真实。

一棵繁茂参天的大榕树的存在，让人踏实而稳定。你知道它有很多故事，但它却从来不向你倾诉，它的存在让人明白，很多道理都是要花时间去领悟的。它只是在那里，和它扎根的那片土地一起日出日落。它知道离开了的人，都会再想起它。

有没有想过哪一条路是最记得的。

其实每一条路都记得，尤其是没有方向感的人，记得一条路不容易，但是一旦记住了，就再不会忘记了。有些人总会选择不同的路走，然后看见来来往往不同的人，看见形形色色不同的广告标语，看见零零种种不同的店面，然后觉得很美好。有些人总爱走一条路，就是那一条闭着眼睛也能走到的路，在哪一个部分的那一个角度抬头能看见什么景象，另一个角度抬头又能看见另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哪家店又换主人了，全都了然于心。

有没有想过哪一条路是最记得的。

有一条遥远而静默的小路，蜿蜒在我的脑子里。也许不过就是一条离小城中心远了一点的小路，也许是我自己偷梁换柱地制造了另一条形而上的小路。

有一条遥远而静默的小路，蜿蜒在我的脑子里。这条在十五年里不间断行走的小路，这条两旁景物不断变迁终点始终是老房子的小路。就是这条小路。

我没有想过哪一条路是最记得的，就像没有想过哪一个人是最记得的。

我走出去，站在门口，向小路的那一头眺望。

那一头可能是往前走，走到学校，一所狭小而拥挤的小学，或者一所延伸一条街的中学。

我们记录发生过的事情，选择不同的方式，将得到不同的答案。如果是翻开成绩册，或者一张张集体照，或者一本本笔记，一堆堆试卷，也许那些看起来光鲜亮丽的就会迎面扑来。但如果我问小路，在她绵延曲折的心里，记得的就不是这些转瞬即逝的东西。她记得我走在路上的心情，每天每天的不同的小心情。做贼心虚的心情，沾沾自喜的心情，悲伤落寞的心情，洋洋得意的心情，以及谁也不想理的心情。她记得那些小故事，比如放学不回家，在路边玩得忘记了时间，生气的妈妈突然出现在眼前，我吓得所有忘记的东西统统都记起来了，仿佛又遭遇了一个蜘蛛时刻。比如揣着几毛钱放学以后就欣喜若狂地奔向零食摊，结果吃完了忘了擦嘴就直接回家了。比如明明很近的路还执意要骑车，一大清早就在路上狂奔。比如ZIZI同学在来找我的途中捡了50块钱，于是打算我们可以好好玩一下，可惜妈妈不准我出门，于是ZIZI同学大吃了一顿，然后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总之，小路都记得。有时候，我会问她，我几时几分在路上等的那个人后来你又再见过吗，我会问她，是不是觉得我长大得太快了。她没有回答我。

很多年以后我再一次从小路走出去，路的尽头，小学修了很多新的东西，中学整个搬迁。站在无风的街角，所有的记忆凭证都散落在地上，只等着风来，带着它们飘。过去是不属于任何人的。

那一头也可能是往左走，走到屋后的小河，河边的一片片菜地。

那里没有太多我的脚印，我是一个凝固状态的人，喜欢站着，坐着，或者躺着，往往不是走着。尤其是童年的时候，从来没有其他小孩那么强大的好奇心，不会梦想着走到哪里去开发一片天地。我的天地就是和小花园里的那些不说话的生物待着，偶尔拿易拉罐瓶子种一颗小小的草。

菜地里有很多东西是我不认识的，现在仍然不认识。在它们还没有长成拿到市场上去卖的样子的时候，我几乎都不认识。如果恰巧认出来了几种，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兴奋。走在河边，我会想没有得到的那双鞋，或者那本书，也许我应该在这开阔的视野里，面对清新的空气想一些别的问题。一些甜美的问题，或者苦涩的问题，可我只是走，不摘花，不折草。

河边的人家都有狗，对生活的感慨都写在脸上。大狗有些会被拴起来，怕咬到过路人，没有拴起来的你不走近，它们也没有恶意。有时候我走在河边，只是为了看看那些不被当作宠物看的小狗们。

于是我想，生活大抵不是按照我所希冀的那样来安排的，至少不是你需要什么的时候就赐予你什么。也许会在你不需要的时候预先给你，生活大概喜欢纯粹，当我们不欲求的时候，才是最真诚的时候。当我真正意识到，我的生活也许的确需要这样一条河，这样一片开阔的田地的时候，我离开了那里。

那一头还可能是往右走，往城更远的地方去。一直一直一直走，可以走到高速公路上，可以走出城去。

奶奶在世的时候，偶尔会讲起太爷爷以及之前的事。她说从前家里是酒坊，以老房子为中心的一大片地都是。后来就家道中落了，太爷爷娶了两房，爷爷是大房生的，小的和外人勾结，把家产变卖得不剩什么了。奶奶说太爷爷是风度翩翩的少爷，奶奶说过去什么也没有留下你们要靠自己。太爷爷的样子，爸爸他们见过。我见过照片，然而很快就忘了，甚至也不记得是否真的是风度翩翩。我走这条路的时候也不会常常想起太爷爷，但我会想象酒坊的样子，想是不是因为太爷爷是读书人所以不会经营。可是太爷爷什么书也没有留下。

那条路上有个酒厂，没几年也倒闭了。

有一条遥远而静默的小路，事实上她是有同一个终点的很多条路。

有一条遥远而静默的小路，事实上她是我的同一条路。跨出去，都一样。

《佛经》上说，人命只在一呼一吸之间，切不要懈怠生命，以为生命很长，像露水有一瞬，像浮游有一昼夜，像花草有一季，像凡人有几十年。我走在路上，知道的，不知道的，都无关紧要，过去必然成为回忆，回忆只是需要时间来缅怀。

有一条遥远而静默的小路，她一直没有回答我。

从老房子里搬出来已经一年多了，所以接下来是不是就要说我很想念和惦记。

我的确时常坠入关于老房子的那些记忆中去。惦记起那些可能已经发霉的书，所以嘱托我妈分批运出。当然其实也没有多少，那个时候整个县里也没什么书，去新华书店光看不买售货员的表情就会变得很狰狞。尽管这样我还是在那里看完了好几本童话书。可是扔掉书里的盗版之后才发现其实也所剩无几了。还有那些发霉的不能听了的一箱箱卡带。我感知到属于过去的记忆和证据都在萎缩。也许我不应该扔掉它们，应该让它们和老房子安静地在一起。

对老房子的感情，就像屋后的那条环绕整个小城的小河，隐忍而少语。老房子在城郊，安静，凉爽。我始终觉得是老房子培养了我现在这样的品格。我妈觉得我这样的品格应该是指我对于外界不敏感做事拖沓，但是我觉得我这样的品格应该是指在冬天夏天都保持冷冻状态基本不燥动地对待生活。我对老房子很有感情，所以我们的分手告别是一个漫长而潜移默化的过程。

老房子什么时候修的我没问过，也许是太爷爷的时候，后来翻修过几次，朝着现代建筑的方向发展，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不能被改变的楼上的木板地。两层楼，靠墙的木楼梯把她们连起来。楼梯的倒数第二层是一块大一些的台阶，那时候狗窝就放在这里。笨笨小时候的样子又跳到我眼前，就在刚刚，写下笨笨这两个字的时候。

也许我怀念笨笨的成分里，或多或少掺杂了一些小Q的成分，但是只有笨笨对我来说不是想象体。就算他现在也只是记忆里的一个符号了，我还是总想起这个符号，他没有像别的符号一样消失。我记得他还很小的时候，吃饭会把爪子放到饭盆里面，整个脸上都是饭。所以我就监督他吃饭，抓着他的手，不准伸到饭盆里去。他委屈的眼神像一朵刚刚绽开的花朵，投向我。后来，后来的故事我就不想去想了。后来笨笨长大，很调皮，很忠诚。后来笨笨病了，治不好。后来担心把病传染给人，笨笨被带走了。后来我哭了好久。后来，我就渐渐不记得笨笨长大的样子。我只记得那两只放在饭盆里的脚，和那颗沾满了饭的头。

笨笨让我重新开始思考关于安静的问题。笨笨走后，老房子又复归平静。老房子里除了笨笨以外的生物都很安静。有时候也许我们对于热闹存在一种过于期望的幻想，觉得只有在热闹里才能听到一些所谓真实的东西，但事实上，安静才能带来真实的思考。

楼下有一个小花园，小天井，大概十多平米的样子。这里的生物仿佛都没有声音，只有水池里的鱼偶尔游动的水声。爸爸是司机，那个时候自己跑出租，很少有时间在家，在家的时候就是小花园的清洁日。花台边的青苔要除掉，花台里面的土可以松一松，水一般是不用浇的，南方雨水充足，最后一步是给鱼池换水。长条形的小鱼池，中间有一座小假山，鱼池左右两旁各有一个小花台，左边的那个稍大些。右边的花台是一株栀子花和一株剑兰，左边的花台里面早些时候横亘着瓜藤的根。瓜藤时代，我的年纪还很小，每到结瓜的时候就骑在爸爸脖子上去摘瓜，俨然一副瓜农的样子。那时候老房子还很热闹，四世同堂。在我经历了四世同堂很久以后我才读到四世同堂这个词。

后来各自都搬了新家，老房子留给了我们，大家都走了，爸爸就把瓜藤挖了。他说落叶太多，妈妈一个人不好清理。我当然很舍不得瓜藤，尽管我都知道，瓜藤长我也长，留下瓜藤我也不能再骑到爸爸脖子上了。瓜藤躺在地上，从里面飞出了好几只枯叶蝶。我看着她们，仿佛第一次看到蝴蝶。到爸爸定期不定期地清理花台的时候，左边的花台里已经换成葡萄藤了。那一株大概是劣质的种，爸爸也不懂就买了回来，始终也没有见到葡萄，后来也自己死掉了。爸爸清理完小花园，把那些除下来的杂草之类的垃圾拿出去扔了之后，回来就会站在小花园里抽烟，然后看着这些不出声的生物。他不在的时候，偶尔我也会站在他站的那个地方看她们这些不出声的生物，也会瞟一眼曾经属于笨笨的那个角落，我不知道他们这样沉默是不是都是在想爸爸。